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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章 《棉花帝国》你穿的棉t恤衫的前世今生（二）（第1页）

《棉花帝国》你穿的棉T恤衫的前世今生（二）

美国内战的真相——棉花引发的分裂与重组

1861年4月，南卡罗来纳州的炮火轰向萨姆特堡时，南方联盟总统杰斐逊·戴维斯在宣言里喊出的不是“维护奴隶制”，而是“扞卫棉花的自由”。彼时的美国南方，是全球棉花的“心脏”——这片仅占全球陆地面积0.2%的土地，供应了全世界75%的棉花，英国曼彻斯特80%的纺织厂原料都来自这里。北方工厂主需要自由劳动力和关税保护，南方种植园主需要黑奴和低关税的自由贸易，两种围绕棉花的经济体系，终于在枪声中彻底决裂。人们记住了“解放黑奴”的口号，却忘了这场战争的底色，从来都是棉花的颜色——既是雪白的利润，也是血红的利益。

棉花经济，早已将美国南北绑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。南方的种植园经济，是“战争资本主义”的延续：靠掠夺印第安人土地、奴役黑奴，把棉花变成最核心的“现金作物”。1860年，南方出口的棉花价值达1.92亿美元，占美国出口总额的60%，这些利润大多用来购买欧洲的奢侈品和北方的工业制品，却几乎不投资工业——种植园主坚信“棉花为王”，只要有黑奴和土地，就能永远躺着赚钱。他们反对北方提出的“高关税”，因为这会让欧洲报复性提高棉花进口税；更反对“废除奴隶制”，因为每个黑奴平均能为种植园主创造每年100美元的利润，而解放黑奴，就等于切断了南方经济的命脉。

北方的工业经济，则是“工业资本主义”的代表：靠工厂、机器和自由劳动力，把棉花织成棉布再销往全国。1860年，北方已有11万个工业企业，其中纺织厂占了近三分之一。北方工厂主需要两件事：一是高关税，保护本土棉布不被欧洲廉价产品冲击；二是自由劳动力，让农民涌入工厂，而不是被南方的奴隶制“锁定”在土地上。更关键的是，北方想把西部新领土变成工业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，而南方则想把西部变成新的棉花种植园——两种诉求的冲突，本质是“用机器织布”和“用黑奴种棉”的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对抗。黑奴只是棋子，棉花才是棋盘，这场战争，从来不是道德的胜利，而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。

1861年内战爆发后，南方立刻使出“棉花武器”——宣布禁止棉花出口，想逼欧洲（尤其是英国）出兵支持南方。但他们没想到，这场以棉花为导火索的战争，很快引发了全球供应链的“蝴蝶效应”：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棉花种植园因战火停摆，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厂立刻陷入“原料饥荒”，棉价在半年内暴涨3倍。为了活下去，欧洲商人不得不紧急寻找新的棉花来源，就像蝴蝶扇动翅膀引发飓风，美国南方的炮火，竟让印度、埃及的棉田一夜之间变成了“救命稻草”。

在印度，英国殖民者强迫农民把稻田改成棉田。1862年到1865年，印度的棉花出口量从50万包飙升到170万包，孟买的棉价跟着曼彻斯特的需求上下跳动——今天密西西比的一场战斗延误了棉花运输，明天孟买的棉商就会立刻抬高价格。农民们放弃种植水稻，饿着肚子种棉花，却要忍受英国商人的压价：1863年，印度棉农每卖1磅棉花只能赚2便士，而英国商人转手卖给工厂就能赚1先令。原本自给自足的印度农业体系被彻底打乱，1866年印度爆发饥荒，饿死了600万人，而这背后，正是为了填补美国棉花空缺而强行改变的种植结构。

在埃及，总督伊斯梅尔靠着棉花发了“战争财”。1860年，埃及棉花出口额仅400万英镑；1865年，这个数字涨到了1200万英镑。为了扩大棉田，伊斯梅尔强迫农民服徭役，把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改成棉田，甚至拆毁村庄、霸占土地。埃及的棉花产量暴涨，却也彻底沦为欧洲的原料产地——农民只能种棉花，吃的粮食要从国外进口，纺织厂几乎没有发展，因为欧洲只需要埃及的棉花，不需要埃及的棉布。这场“棉花繁荣”只持续了10年，1873年棉价暴跌，埃及因过度依赖棉花而陷入债务危机，最终被英国占领，成为了“棉花殖民地”。

美国内战结束后，全球棉花供应链重新洗牌：美国南方不再是唯一的“棉花中心”，印度、埃及、巴西都成了重要的棉花出口国，全球棉花贸易从“单极”变成了“多极”。但对美国南方的黑奴来说，“解放”只是换了一种剥削形式——奴隶制变成了佃农制，剥削的本质丝毫未变。

1865年，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颁布后，原棉花种植园主失去了黑奴，却保住了土地。他们很快想出了新的办法：把土地分成小块，租给解放后的黑奴，让他们以“佃农”的身份种棉花。佃农需要向种植园主租用土地、农具和种子，收获后要把一半以上的棉花交给种植园主作为“租金”，剩下的棉花如果想卖掉，还必须通过种植园主控制的商店，价格被压得极低。更狠的是“债务陷阱”：佃农在播种时向种植园主借粮食和生活用品，年底用棉花抵债，利息高达50%以上，很多佃农一辈子都在还债，永远逃不出种植园的控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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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的黑奴，变成了“自由的佃农”，却比以前更苦。1880年，亚拉巴马州的佃农平均每户种10英亩棉花，全年收入只有80美元，还不够偿还债务；他们住的还是以前的黑奴小屋，吃的还是玉米饼和腌肉，唯一的变化是——以前被鞭子逼着种棉，现在被债务逼着种棉。种植园主们笑着说：“不用锁链，比用锁链更管用。”这种“佃农制”，本质是奴隶制的“转型升级”：从直接的人身占有，变成了隐蔽的经济控制；从暴力压迫，变成了制度性剥削。而北方的工业资本，也通过控制铁路、棉花加工厂，把南方的棉花牢牢抓在手里——战后的美国，终于形成了“北方管工业、南方管种棉”的统一经济体系，棉花依然是连接南北的核心，只是剥削的形式更“文明”了。

1870年的一个秋天，密西西比河畔的棉花种植园里，60岁的佃农摩西正弯腰采摘棉花。他的手指和年轻时一样布满老茧，只是背上没有了鞭子的伤痕，取而代之的是口袋里厚厚的债务单。远处的火车呼啸而过，车上装着他刚采摘的棉花，要运往北方的纺织厂；而在印度的孟买，一个棉农也在采摘棉花，他的棉花将被装上英国商船，运往曼彻斯特。美国内战改变了全球棉花的流向，却没改变底层劳动者的命运——无论是美国的佃农、印度的棉农，还是埃及的农民，他们依然是棉花产业链上最脆弱的一环，用汗水和饥饿，滋养着全球的棉花资本。

这场以棉花为核心的内战，最终实现了美国经济的“重组”：北方工业资本战胜了南方种植园主，统一了全国市场；全球棉花供应链也实现了“重组”：从依赖美国南方，变成了多地区供应。但所有的重组，都只是资本的重新分配，而非正义的到来。就像密西西比河的河水，无论流向哪里，都带着棉花的纤维，也带着劳动者的血泪。

现代变局——棉花帝国的当代面孔

2020年，一则“新疆棉使用强迫劳动”的虚假新闻在西方社交媒体发酵，多个快时尚品牌宣布抵制新疆棉。这场看似“人权关切”的舆论风波，本质是棉花帝国的新玩法：不再用枪炮和锁链，而是用舆论和贸易规则，将棉花政治化，试图掌控全球棉花产业链的话语权。与此同时，孟加拉国的一家制衣厂内，16岁的女工法蒂玛正坐在缝纫机前，每天工作14小时，为西方品牌缝制T恤，月薪却只有30美元——她不知道，自己缝制的这件售价9.9美元的廉价T恤，在欧洲的商场里能卖出3倍以上的价格，而她拿到的报酬，连成本的零头都不到。从19世纪的黑奴种植园到21世纪的血汗工厂，棉花帝国换了一副“现代面孔”，但殖民逻辑从未改变：西方品牌掌控价值链顶端，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原料，底层劳动者的汗水，依然是利润的底色。

当代棉花帝国的核心，是“品牌霸权”主导的全球供应链，这套体系完美延续了殖民时代的剥削逻辑。今天的棉花产业链，比19世纪更复杂，却也更隐蔽：美国、巴西的农场用机械化种植棉花，新疆的棉田靠科技实现高产，这些棉花被运往孟加拉国、越南、柬埔寨的制衣厂，由当地工人织成面料、缝制成衣，再贴上西方品牌的标签，销往全球市场。在这条产业链上，利润分配极度不均：一件售价100美元的品牌牛仔裤，棉花种植环节能拿到5美元，制衣环节能拿到8美元，而品牌方和零售商能拿到60美元以上。西方品牌掌控着设计、营销、定价的核心权力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只能被困在“原料供应”和“低端制造”环节，拿着最微薄的利润，承受着最沉重的劳动——这与殖民时代“欧洲占工厂、殖民地供原料”的模式，几乎如出一辙。

巨型零售商和快时尚品牌，是当代棉花帝国的“统治者”。从沃尔玛到ZARA，从H&M到优衣库，这些品牌通过“快周转”“低定价”策略，牢牢抓住消费者的钱包，也牢牢掌控着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。ZARA的“15天极速上新”模式，背后是全球1000多家代工厂的超负荷运转：为了赶工期，代工厂会强迫工人加班，有的工厂甚至实行“两班倒”，工人每天只能睡4小时。2013年，孟加拉国达卡市的拉纳大厦轰然倒塌，这座容纳了5家制衣厂的大楼，因为建筑质量不合格而坍塌，造成1134名工人死亡，2500多人受伤。事后调查发现，这些工厂为沃尔玛、Primark等西方品牌代工，为了赶订单，工厂主无视建筑裂缝的警告，强行让工人上班。这场悲剧不是偶然，而是快时尚“效率至上”逻辑的必然结果——品牌方压低采购价，代工厂只能通过压榨工人工资、缩减安全成本来盈利，最终的代价，永远由底层工人承担。